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日经验，可对中国目前钢铁行业应对产能过剩的困局提供借鉴。

　　欧洲是近代钢铁工业的发源地。二战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恢复重建期（1945年~20世纪60年代初）。为建立煤钢同一市场体，1951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六国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次年7月该条约开始生效，标志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中期是欧洲国家钢铁工业的改扩建期。在改扩建初期，欧洲各国纷纷加大对钢铁工业的投资力度，导致钢铁产能快速增加，英、法、德等国粗钢产量纷纷达到峰值。但此时重工业化阶段逐步完成，钢材消费增速减缓，而计划投资的钢厂照常建设，先前投入建设的项目也陆续完工，形成新的产能不断投产，产能过剩风险逐渐增大。随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欧洲钢铁工业迅速陷入产能过剩困境，企业严重亏损，欧洲钢铁工业面临巨大危机，开始进入调整期（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产能严重过剩，钢铁工业运营维艰，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保证就业率，欧洲各国政府对钢铁工业进行大规模补贴，钢厂依靠政府的补贴全力保证现有的产能，但政府补贴并没能改变欧洲钢铁工业的困局。

　　为了解决欧洲钢铁工业的困局，欧共体从削减钢铁产能入手，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如1979年欧共体提出《达维尼翁计划》，要求限制欧共体的钢铁产能；1980年欧共体决定在1980年第四季度~1981年上半年实行钢铁工业紧急计划，强制削减13%~20%的钢铁产量；1981年3月欧共体规定减产计划是国家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等。

　　从欧共体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措施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挥市场作用，逐步减少或取消对钢铁工业的财政补贴,迫使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行削减产能；二是发挥行政干预作用，严格限制和削减钢铁产能，关闭大量落后、效率低下的产能；三是实施“自愿限制”，对主动降低产能的企业实行资助并安排再就业，以此促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四是实施产量限制措施，通过配额制度，对各成员国钢铁产量和欧共体成员国内大多数品种钢材贸易量的最高限额进行限制；五是调整钢铁产品结构，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如卢森堡借助国家帮助，逐渐淘汰普通钢材生产，转而生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特种钢等。

　　与欧洲同样曾陷入钢铁产能泥沼的日本，通过另一条道路解决了自己面前的难题。

　　二战后，日本钢铁工业快速发展，钢产量飞速增长，不仅满足国内钢材需求，而且大量产品出口海外市场。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以后，钢材需求大幅放缓，日本钢铁行业同样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为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推行“减量经营”政策，削减钢铁行业落后生产能力。通过“减量经营”，采用政府行政指导及各种限制措施来削减钢铁行业生产能力，如关停或破产不具有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部分产能，通过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减少部分产能等。二是对“过剩设备”进行科学管理。如推行设备注册制度，严格限制设备增加，限制非注册设备使用等；制定设备准入制度，严格限制不合标的设备进入；严格执行设备淘汰制度，由指定的工业部门共同处理过剩设备；以及为激励过剩设备淘汰进行政府补偿等。三是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带动钢铁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如1975年日本政府开始限制原材料工业的发展，积极鼓励电力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通用机械等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大大带动了特殊钢、汽车用钢等高端钢材产品的需求增长，进而促进了钢铁行业本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四是以内需消费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如日本政府适时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积极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完善了养老保险金制度，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等，使内需成为消化产能的重要途径之一等。

　　根据外国以往经验，和目前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现状，要想更好地解决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中国需要多点发力。

　　首先，要为产业创造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补贴、行政限制等曾是国外上世纪70~80年代的主要措施，但当前已不合时宜。建议通过立法、行政规章、行业管理等，使行业内各种所有制、各类规模、各类产品企业在公平环境下良性竞争。如制定统一、公平的环保标准，使不合规企业主动寻求合规，使落后产能企业主动产业升级等。

　　其次，中国要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使企业自主、自愿减产。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背景下，行业整体利润率较低，企业经营相对艰难，部分企业严重亏损。建议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在协调企业经营困难与保就业之间矛盾的基础上，使企业在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促使部分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自主、自愿减产。

　　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内需消费消化部分过剩产能，积极鼓励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特殊钢、汽车用钢等高端钢材产品的需求增长，进而化解国内可能出现的部分高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