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据记者对去年6月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市发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数据的梳理，其中涉及金额已超20万亿元，远超2009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计划”。

　　在如上超大体量地方版投资计划之下，依然是地方经济依赖投资拉动的不变现状。而在2009年4万亿投资后遗症尚未完全消化，地方高负债风险仍未排除前提下，不少专家认为，新一轮投资冲动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负债和金融风险。

　　地方版“4万亿计划”

　　10月22日，四川省公布2013年～2014年计划实施的重大投资项目情况，主要包括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民生工程等项目，总投资额达到4.26万亿元。该投资额相当于四川省2012年GDP的1.79倍。

　　在上述投资项目目录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额预计达到1.48万亿元。这些重大投资项目大部分围绕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加快成渝经济区建设和加快天府新区建设等展开。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成玉对本报记者表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还有比较大的投资空间。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滞后，靠投资拉动的作用更加明显。

　　福建省发改委网站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纳入全省央企、外企、民企“三维”项目跟踪管理系统的项目共3642项，总投资约3.95万亿元，累计完成投资7750亿元，其中今年前9月完成投资3343亿元;续建和今年开(动)工2643项，总投资2.5万亿元，其中今年投产、部分投产530项。

　　投资对福建的经济结构调整十分关键。过去几十年，福建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与沿海几个大省相比，差距不小。在产业结构方面，主要集中在制鞋、纺织服装等轻工产业，产业“小而散”的缺陷一览无余。因此，这几年福建引进的一系列大项目刚好弥补了这种缺陷。

　　“福建的不少产业集群没有形成，因为缺乏一个大的龙头企业来带动。”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陈金龙说，引进像央企那样的大企业，有利于带动原有的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增强当地产业的竞争力。

　　实际上，除了四川和福建，自从去年以来，贵州、广东等十多个省市皆抛出了庞大的投资规划。

　　其中，贵州公布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显示，从各地上报的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即便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浙江、广东等地，也纷纷转向了投资拉动。浙江省今年4月下发《关于印发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411”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7年)的通知》，今后5年，该省将重点推进1000个以上省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万亿元。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在投资方面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今年4月，广东专门召开了加快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提振基建建设。按照计划，未来3年，广东计划投入1.41万亿元，推进460个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区里经常找我们去开会，希望我们能多投资一些，这样GDP的产出也就大一些。”广州市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本报记者。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341.55亿元，增长18.2%，增幅同比提高4.3个百分点。

　　外贸不振和内需增长有限的情况下，要提振经济，加大投资力度成了最好选择。“广东和浙江对外贸依存度比较高，连这两个市场活跃度最高的省份都要依赖投资拉动，其他省份就更可想而知了。”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

　　投资率：由西到东递减

　　虽然各地经济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在不断加大，但具体到各地，则有比较大的差异。

　　本报记者对全国30个省市区(因甘肃未公布数据，故没有计算在内)统计发现，今年前三季度，西部多省区的投资总量接近甚至超过了GDP，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额/GDP)最高的几个省区均在西部，其次是中部，东部发达地区几个省市最低。

　　统计发现，投资率最高的是青海和贵州，两省均达到了135%。其余超过100%的省份中，除了辽宁，其余如西藏、宁夏、陕西等均为西部省份。而像重庆、四川、新疆和云南等中西部省份投资率虽然没有超过1，但也都在80%以上。

　　东南沿海省份则集中排在最后几位。其中，上海以24.26%的投资率垫底，广东和北京也均在35%上下，浙江、山东、江苏虽然好一些，但也只是在60%左右，与中西部有比较大的差距。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表示，投资拉动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就越是投资不足。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在这个过程中，投资的权重就非常重。”

　　“这也是符合目前西部实际情况的一种选择。”胡晓登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西部地区出口的绝对量很小，由于经济滞后，内需消费也十分有限，投资才是最主要的动力。

　　“这两年贵州的招商引资是好戏连台，这对贵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晓登说。

　　刘成玉表示，东部的产业基础比较好，产业链也比较完整，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可供开发的新领域和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东部是先有产业，再有城市化。相比之下，西部是先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框架，再慢慢集聚相关的产业和人口。

　　“西部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现在还有很大的不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省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说，只有加大投资力度，才能改善西部的发展环境，才能有效拉动消费。

　　胡晓登表示，与中西部相比，沿海地区的出口贸易下滑，也正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一个时机，因此发达地区的投资可以向更先进、更优化的方向投资，而不宜再投资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再大规模投资也已不可能。

　　目前，东部的一些城市投资率都比较低，以广、深为例，广州投资率仅为25%，深圳的投资率在各大城市中垫底，仅有16.7%。

　　投资依赖的隐忧

　　尽管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十分明显，但过度依赖投资的隐忧也同时存在。

　　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相关债务达10.7万亿元。而根据专家的预计，我国目前的地方债务已经超过了20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大投资的力度以期拉动经济，只能继续通过银行信贷，而这极有可能进一步推高负债和金融风险。

　　而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力举债，地方融资平台形成政府性债务后，第一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

　　广东当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浒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相当多的城市近几年来的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其当年一般预算收入的40%到60%，有的城市甚至达到一般预算收入的2倍多。

　　彭澎担心，在地方对房地产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速的角度，更不会有动力去严格调控楼市。广东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地方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就会选择发展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回报最快，收益率也最高。”

　　不过对于高负债带来的风险，张宝通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经济与国外有明显不同，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方国有资产做后盾，不用太过于担心负债风险的问题。

　　在负债风险之外，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也可能延缓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仍是在走财政杠杆推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道路，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