擾攘多年，極受澳門社會關注的《城市規劃法》、《土地法》兩法案，終於搭上舊歲“龍尾”，在爭議聲中獲得立法會放行，進入具體審議的立法程式。由於今年是澳門立法會換屆選舉年，意味著在不到半年時間內，圍繞這兩個牽系未來發展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法案，澳門社會需要展開持續的意見博弈。
       《土地法》三十年未大修，“城市法”至今缺位，一直是澳門社會的一大心病。特別是回歸以來，博彩業風生水起，在經濟發展的強勁推力下，彈丸之地大興土木，土地資源越發寸土寸金，以至近年來有關土地和建設的問題迷霧滿布，諸如“賤價批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囤積土地”及破壞環境等質疑和指責，不絕於耳，社會強烈呼籲兩法早日出台，遏止亂象。只是，有關立法程式步履沉滯，一拖經年，飽遭詬病。
       修訂《土地法》的主要訴求和核心內容，就在於強化管理，堵塞土地濫批和流失的漏洞。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下，部門審批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土地出讓往往是政府說了算，而且批出的地價極其低廉。資料顯示，僅澳門特區成立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拍賣，不過三兩宗，而數年前一宗拍賣競價至今依然保持最高地價記錄。由於土地規管乏力，在大量賤價批地的同時，囤積土地現象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過往數百年的營造，澳門小城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景觀和建築文化，但是，面對城市規劃長期無法可依，近年的急速發展，出現了發展建設混亂無序的局面，對城市的總體環境和生態維護造成很大的衝擊。故而，兩法案的出台，事關澳門的重大社會利益和未來發展格局。
       然而，從提交的法案文本來看，恰恰在解決當前弊端的核心問題上，疑似刻意存漏。《土地法》法案第五十四條中，提出“配合政府政策的建設”、“參與由行政當局發起的城市建設計劃”可豁免公開招標，成為最大的爭議點所在。實際上，豁免公開招標正是澳門土地出讓的最大硬傷，該項行政審批之氾濫，令土地競拍案變成僅供觀瞻的“陳列品”，而大量土地往往被貼上各種“公益”名目，不明不白劃出，空置數年後再經行政手段置換使用功能，以致“賤價批地”成為一大“特產”。故而，《土地法》修訂若未能堵住“空門”，即使裝修再華麗也抵不過“百密一疏”，令立法標的嚴重偏離，喪失了極為重大的法律效能，最終不過是“新瓶舊酒”而已。
       儘管從政府主導社會發展的角度，法律需要賦予行政權一定的彈性，但如何把控權力的恰當維度是關鍵所在。而新土地法未就此作出相應嚴密的制度設計，包括公共用地審批的聽證程式、立法會審議、資訊披露等，將使得行政裁量權因無所制約而最大化，必然後患無窮。而“城規法”中設立的不少機制，包括最關鍵的總體規劃，但最終都回落到由行政權拍板定案，而立法會則僅僅是一個立法機器的角色，無所過問。那麼，在如此導向下，這兩項重要立法不過是政府左手管右手而已，法律效能難有更大預期，或將再墮新法即“病法”的怪圈。
       基於行政主導的體制，特區政府雖然在社會管治上體現更大的主動性，但是公權力膨脹而獨大的問題越發明顯，尤其是在部門立法的機制下，權力利益始終難以得到有效制約，這從過往諸多出台的法律難臻完善可見端倪。部門立法的最大阻力和消耗，恰恰源自其本身的深重權力利益，畢竟要權力部門其自削手足，幾乎等同與虎謀皮。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法案拖遝十幾年，障礙重重，被疑似消極立法或故意製造種種麻煩的重要原因。
       “有好過於無”，幾乎成為本澳立法工作的一種疲軟取態。由於經不起部門提交法案的拖延戰術，立法會往往對疑似刻意臨急闖關的法案，在立法程序中極其被動，最終迫於情勢而消極把關，每以“大局為重”的藉口，而對頗有瑕疵和爭議的法案予以放行，導致立法質量參差不齊。但要認識到，土地、城規兩法關乎重大的公共利益和未來發展，立法會必須負起對公眾和歷史的責任意識，擔當捍衛法律尊嚴的試金石，在與權力利益的博弈中堅堵漏洞，寸土必爭